刻骨铭心的特殊勋章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余大军强渡黄河，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序幕，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就此开启。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在河北沙河县留村区政府任职的潘文彬，响应组织号召，毅然加入南下干部团，怀揣革命理想踏上了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险征程。

南下之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潘文彬所在队伍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序列，在六纵十七旅的掩护下向大别山奋勇挺进。沿途不仅有国民党军的层层围堵，更有敌机的频繁俯冲轰炸，部队只能昼伏夜出、隐蔽急行军。然而在山东聊城阳谷段强渡黄河时，突发的复杂水情打破了既定部署，部队不得不冒险在白天涉水渡河。就在官兵们奋力蹚水前行之际，国民党敌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一颗炸弹在队伍身旁轰然炸开，飞溅的弹片无情击中潘文彬的右大腿，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衣裤与脚下的河水。

“决不能拖累部队!”潘文彬强忍剧痛，在战友简易包扎后，咬着牙跟上行军队伍。日复一日的长途跋涉中，伤口不断受到衣物摩擦与泥水浸泡，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发炎感染反复折磨着他。但他始终牢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信念 ，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咬牙坚持，始终未落下半步。当队伍终于抵达大别山腹地蕲春县白水村一带时，潘文彬被分配到蕲春六区(张家榜)开展工作，此时他的伤口才得以获得相对妥善的照料并逐渐愈合。

岁月流转，右大腿上那碗口大的疤痕从未消退，它如同一枚刻骨铭心的特殊勋章，镌刻着潘文彬在解放战争烽火岁月中历经的生死考验，见证着他为革命事业不惧牺牲的赤诚初心。这枚“勋章”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成为那段伟大历史的生动注脚，永远诉说着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事业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潘文彬(右二)在白莲河建设工地留影

惊心动魄的三次遇险

1947年下年至1948年，大别山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卓绝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政权负隅顽抗，调集大量正规部队，纠集地方伪政权的民团、自卫队，对共产党干部展开疯狂“清剿”和搜捕。与此同时，部分曾被动员参与革命斗争的本地群众，在白色恐怖逼迫下被迫离家躲避，南下干部失去了许多依靠，处境愈发艰险。

1947年底，潘文彬在蕲春六区与区委书记刘江峰并肩开展工作。一次执行任务途中，他们与敌人突然遭遇，战斗瞬间打响。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潘文彬、刘江峰和通信员三人被敌人紧紧咬住。

在敌人铺天盖地的搜捕声中，三人临危不乱，急中生智跳进一条山涧深水沟里隐蔽。敌人像疯了一样反复搜山，叫嚣着要把他们“挖出来”。潘文彬等人在冰冷的深水里潜伏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后才敢悄悄探头观察。

没想到，敌人并未撤离，而是在山下要道设卡盘查，企图活捉被打散的我方干部。无奈之下，潘文彬和通信员只好继续转移到山上的草窠子里藏身。时值寒冬，身上的单衣早已湿透，又冷又饿，两人只能紧紧靠背、抱膝取暖，在风雪与饥饿中煎熬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敌人一无所获，才悻悻撤走。他们这才拖着早已冻得僵硬的双腿，艰难寻回刘江峰和蕲春县政府。

这次死里逃生，让潘文彬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病痛伴随他数十年。即便解放后多次治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病情才略有缓解。

朱家冲有三个自然村，为充分发动群众，区政府在每个村都安排了驻村干部。潘文彬负责第一村，区委书记刘江峰坚守第三村。1948年四五月间，斗争形势愈发紧张复杂。军分区宋主任带着通信员小杨来到朱家冲指导工作，与潘文彬一同住在第一村朱财有家中。

一天，三人准备前往上冲响水岩发动群众。宋主任和小杨走在前面，潘文彬因处理事务稍晚一步出发。刚走不远，前方突然传来异常动静。潘文彬敏锐意识到情况不妙——原来敌人已在罗山设下埋伏。宋主任和小杨不幸被敌人拦截抓获。

敌人逼问宋主任：“你们一共几个人?还有没有别人?”千钧一发之际，宋主任沉着冷静，斩钉截铁地回答：“只有我们两人!”他用自己的机智与担当，把危险牢牢揽在自己身上，为潘文彬赢得了一线生机。

躲在不远处的潘文彬听到宋主任的回答，立刻明白前路已被封锁。他当机立断，一个翻滚跃入路边深沟，屏住呼吸，在草丛与泥水中潜伏下来，最终躲过一劫。

1948年7月上旬，潘文彬随区委书记刘江峰在蕲春朱家冲一带坚持斗争，背靠将军山开展艰苦的对敌工作。刘江峰带领的第一组共九人，成员包括潘文彬、李振英、吕全胜、宋景贤等。然而，他们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仅有四支长枪、一支短枪，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正面硬拼力量悬殊。

一天，群众送来情报：西河口发现敌人活动。考虑到朱家冲目标较大，容易暴露，刘江峰当机立断，决定队伍连夜转移到东边山上的一个小塆子，再伺机前往北沙坡一带寻找县政府。次日，天降倾盆大雨。因潘文彬兼管财粮工作，刘江峰安排他和一位康姓同志前往住地附近执行任务。两人下到山下沟里，离槐树湾已近在咫尺时，村边突然出现敌人岗哨。盘问时对方的沉默令人不安，紧接着，尖锐的哨声划破雨幕，敌人迅速集合围拢过来。

刘江峰在山上敏锐察觉异常，立即开枪示警，带领队伍果断向山上撤离。刹那间，敌人如潮水般涌来，密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惨烈。激战中，两位同志英勇牺牲，三位同志不幸被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革命信念。

潘文彬听到枪声后心急如焚，立即赶来接应，最终只接到刘江峰和通信员两人。这次槐树湾遇袭，是一次沉重的损失，但幸存的同志们没有被吓倒，眼中的斗志依旧熊熊燃烧，革命信心丝毫未减。

三次惊心动魄的遇险，见证了潘文彬在生死考验面前的沉着机智与顽强意志，也折射出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残酷与艰难。正是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百折不挠，才换来了大别山的解放和人民的新生。

战胜病魔留在英山

1948年9月，由于游击战争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再加上北方人初到南方的水土不服，潘文彬在随军分区行动至英山地界时，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湿毒侵袭全身，布满脓胞疮;物资匮乏，他甚至连一双鞋都没有，行军打仗全靠赤脚。艰苦的条件与病痛的折磨，使他茶饭不思，身体极度虚弱。

一次行军途中，他终因体力不支昏迷过去。当时部队医疗物资奇缺，又需随时转移和战斗。军分区领导立即安排刘陶同志找来担架，将潘文彬护送到西河兰草沟山上一户许姓人家休养。所谓“休养”，实则无医无药，只能靠自身意志与抵抗力硬撑。两天后，潘文彬从昏迷中醒来，环顾陌生的环境，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凭借顽强的毅力，他休养不足一个月，身体稍有好转，便迫不及待地想归队。一天清晨，他听到山下传来枪声，立刻起身寻找部队，最终在余家湾见到了英山县长程贞茂。

程县长此前并不认识潘文彬，但听闻他是军分区送来养病的同志后，立即关切地询问病情，并说：“我们刚打击了保安队，他们一定会报复，你留在这里不安全，跟我们走。”就这样，潘文彬随程县长重新归队，从此留在英山，再也没有返回蕲春。

由于身体仍十分虚弱，难以跟上部队的行军节奏，程县长又安排石镇区区长侯尚武将他送到武显庙副保长黄镇家中继续休养。当时英山党组织已在全县形成了强大的斗争声势，将伤病员安置在与敌伪有关联的人员家中，并公开警告：若敢伤害我方伤病员，必将严惩不贷。这种震慑，确保了伤病员的安全。

在组织的关怀与群众的掩护下，潘文彬最终战胜病魔，重新回到战斗岗位。他先后参加了英山反“扫荡”游击战、东庄畈反击战、解放英山县城等重要战斗，为英山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潘文彬继续留在英山工作，历任南河区副区长、区长、长冲区区委书记，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县人委会办公室主任，县粮食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白莲河水库英山民工团团长，县五七干校政委等职。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河北邢台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把英山这片红色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这里。直到逝世，他的忠骨也永远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