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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归兴、湘鄂边根据地的创建及其 对湘鄂川黔革命斗争的影响和作用

2024/10/14  浏览量:   作者:巴东县史志研究中心 黄世义 巴东县老促会 谭显爱  来源:巴东县老促会


[内容摘要]  巴归兴、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等领导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边界地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最早苏区之一，对后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为其提供了组织条件、武装条件，以及建政、土地改革等经验，直接推动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巴归兴  湘鄂边  湘鄂川黔  影响  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南、湖北、四川（今重庆）、贵州相邻的地区，先后产生过两个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两个革命根据地山水相连，一脉相承，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后者是新辟和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体的。当时的巴东，属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的巴归兴、湘鄂边根据地。县北的信陵镇、官渡口镇、东瀼口镇、溪丘湾乡、沿渡河镇是巴归兴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县南的水布垭镇、金果坪乡等是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巴东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一、巴东人民群众的最早觉醒和斗争
（一）反“复验红契”，将党的革命火种播撒在巴东
巴东，是最早的革命活动地，大革命时期，在宜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赤子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西的东部首先点燃革命星火。
1926年暑假期间，黄大祯、黄大鹏兄弟二人回到巴东平阳坝，正遇巴东国民党县政府以筹措军饷之名，巧立名目，“复验红契”：凡原有田契者必须交县府“重验”，加盖红印，缴交契税，方才有效，否则按“黑契”处理，没收田产，课以重罚。以致赋税猛增，百姓苦不堪言。见此，黄大祯、黄大鹏觉得这是传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引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好机会，便积极发动群众，决定开展反“复验红契”的斗争。兄弟俩首先说服自己的母亲，把家里的租稞减租，押金退还，所有借户单据、租字等，悉退欠户。之后，四处串联群众。1926年8月初，黄大祯、黄大鹏组织1000余群众，在平阳坝八盘山古庙前聚会，揭露当局搜刮民脂民膏的阴谋。会后，兄弟二人率领群众在平阳坝联保办公处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复验红契！”“反对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县署得悉平阳坝发生反对“复验红契”事件后，知事张琨立即下令捉拿黄氏兄弟二人。黄大鹏被捕，黄大祯因赴武汉参加省学联代表大会幸免。黄大鹏被捕后，知事张琨亲自提审，黄大鹏据理反驳，当堂揭露张琨“复验红契”的阴谋，怒斥当局的种种腐败和贪婪。群众闻听黄大鹏被捕的消息，数百群众直闯县衙，要求释放黄大鹏。张琨慑于群众压力，只好释放了黄大鹏，“复验红契”就此停止，反“复验红契”斗争取得胜利。
（二）巴东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农民运动的开展。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巴东各族人民受马克思主义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总根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巴东人民群众开始加入农民运动的行列。
1926年，张华甫受党的指派，在筹建国民党巴东县党部期间，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开始筹建巴东农民协会，在县立第一小学挂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着手筹建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1927年6月，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谭大玉、谭晓堂于二甲湾、长冲建立起乡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农友们高喊着“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成立廉洁政府、维护农工利益，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一时间，农民协会风闻全县，轰动城乡。农民协会建立后，认真贯彻《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在全县拘捕了土豪劣绅张建威、邓连城、吴子恒等20余人。从此，巴东农民运动高潮，成为党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推动了巴东农村减租减息、惩治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剥削、抗击军阀土匪的斗争，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其中许多优秀分子成为巴东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同时，农民协会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雏形，代行政权事务，为后来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反“复验红契”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开展，揭开了党在巴东领导革命的序幕，是鄂西地区最早的革命实践。这些斗争，将党的革命火种播撒在巴东，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其自觉地加入革命斗争，对日后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开辟巴归兴、湘鄂边，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一）巴归兴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八七会议”不久的10月，共产党员廖景坤、黄大鹏受湖北省委的派遣回到巴东发展党的组织，准备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1月成立了中共巴东县特别支部委员会，1927年12月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西陵党小组，然后着手争取和改造“神兵”。1928年3月17日，党利用已掌握的“神兵”，发动“巴东武装暴动”，成立恩施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巴东县人民委员会，为巴归兴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同年11月，组建中共巴归兴县委，张华甫任书记。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等群团组织，领导群众抗粮、抗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
1929年9月，张华甫被捕，11月3日在兴山牺牲；张牺牲后，廖景坤接任中共巴归兴县委书记。随后，中共巴归兴县委转移到巴东甘家坪村。12月9日，巴归兴县委在大垭召开有300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就党、政权、军队建设作出相应决议。会后举办党训班，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培训了100多名骨干。同时，先后开展了夜袭文风寺、策动火峰编练队起义、攻克兴山县城等一系列军事斗争，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李子洋任大队长，发展了区乡赤卫队。
1930年5月，根据大垭会议精神，成立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宋宏墀任主席，下辖巴东4个区、秭归1个区、兴山3个区。红色政权建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千方百计保障红军给养。同时，将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9师，刘子泉任师长、黄大鹏任政委，区乡赤卫队增至5000余人，至此，巴归兴革命根据地形成。
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使巴归兴革命根据地有了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标志着劳苦大众开始行使主人翁的权力，革命根据地进入党领导下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围剿”。面对“围剿”，我军民团结一心，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但不幸的是，斗争中，宋宏墀、廖景坤相继牺牲，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廖、宋牺牲后，胡荣本接任县委书记，高云锦接任县苏维埃主席。
1931年4月4日，贺龙率红三军来到巴归兴根据地，在东瀼口镇的构坪三元塘接见巴归兴根据地负责人胡荣本等，将红49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从此，这支革命武装成为红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为支援红三军东下，保卫根据地，黄大鹏等率领教二师开展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但终因力量悬殊，万仙洞等地失守。黄大鹏在二埫垭战斗中牺牲，宋文明代理师长。1931年12月下旬，胡荣本在牛洞坪对坡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红三军前委指示，对农运、军事等八个方面作出相应决议。
红三军教二师师长黄大鹏牺牲后，1932年4月，部队主力在胡悌师长、柳克明政委领导下，转战兴山、房县、荆门等地后，随后到达洪湖。胡荣本、宋文明仍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打击团防。6月，由于形势恶化，胡、宋决定去洪湖找贺龙。10月，胡、宋二人被捕牺牲。从此，对敌斗争转入低潮，巴归兴根据地亦最终丧失。
 
（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于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辗转抵达上海，向党中央提出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1928年1月，湘西北特委成立，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任务，改由周逸群任书记。2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李良耀（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和卢冬生等20余人，于2月29日回到湖南桑植，发动群众，集中了一支拥有3000余人、700余支枪的队伍。3月下旬，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司令，贺锦斋为师长，下辖两个团，贺桂如和李云清分任团长。4月2日，湘西北特委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起义，攻下桑植县城，随后建立革命政权。至6月底，工农革命军发展到1500余人。7月，为了加强统一指挥，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队伍也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师党代表。11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整编为红四军。整编后，红四军向宣恩、恩施、咸丰、利川、建始和巴东展开游击活动。1929年1月7日挥师进攻鹤峰县城，8日清晨结束战斗，鹤峰县城解放。13日，在鹤峰县城建立湘鄂边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吴天锡任主席。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边红色政权斗争的初步胜利。14日，红四军撤离鹤峰县城，向桑鹤边界转移，沿途打击各地反动团防武装，发动群众，壮大队伍，以形成巩固的红色根据地。 1929年5月上旬，红四军主力返回鹤峰。5月下旬，红四军从鹤峰县城出发，向湖南桑植进击，于6月16日攻克桑植县城。随后湘鄂西前委成立中共桑植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任命李良锡主持县委工作，汪毅夫任县苏维埃主席。
鹤峰、桑植两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边的武装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也标志着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随后，根据地开始向湖南的石门和鄂西的巴东、长阳、五峰、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发展，并相继建立人民政权。至1930年8月，以鹤峰为中心包括巴东、建始、恩施、宣恩、五峰、长阳、桑植、石门等地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形成，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巴东县南建有两个区苏维埃政府，10个乡苏维埃政府。
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不断遭到敌人的疯狂“围剿”。1932年8月，洪湖根据地丧失，红三军仓促突围，转移到襄北和大洪山游击。10月下旬，红三军开始七千里“小长征”。1932年12月底，红三军回到湘鄂边根据地，收复鹤峰县城。1933年2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主力转移至巴东县金果坪。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夏曦否决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开始“清党”，强行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同时还制定了《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致使湘鄂边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被错杀，严重削弱自己的革命力量，同时，给敌以可乘之机，让国民党“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积极调动军队，完成了对根据地的战略包围。1933年6月初，敌人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红三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迅速从巴东县南地区撤出，开始酝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鄂川黔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
三、巴归兴、湘鄂边根据地对湘鄂川黔革命斗争的影响和作用
巴归兴、湘鄂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根据地之一，是湘鄂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湘鄂川黔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巴归兴、湘鄂边对湘鄂川黔的革命有着重要的地域影响
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北部、四川（今重庆）的东南部，这四省边区，山水相连，相互毗邻，以土家族、苗族为主，文化和民风民俗基本相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洪湖、湘鄂边、巴归兴、荆当远等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其革命思想和事迹在与之相邻的川黔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使这里的群众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思想上逐步倾向革命、向往革命，为后来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1934年，当湘鄂西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革命队伍向西转移，受到革命影响的川黔边区人民纷纷加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创建了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据地。因此，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是先后创建的，但事实上是一体的，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湘鄂西、湘鄂川黔都是由贺龙等领导创建的
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西发动革命。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相继领导了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然后贺龙率一部武装力量进入湘鄂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周逸群转至洪湖地区，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到1932年夏，湘鄂西根据地形成，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余人。
后来，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被迫撤离湘鄂西，随后，贺龙等转移到与湘鄂西相毗邻的湘鄂川黔地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与任弼时、肖克等一起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三）湘鄂边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经验
根据地创立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大纲》，规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明确了党在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说明了分配土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在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上，根据上述决议案的精神，正式制定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令》，法令规定：没收地主阶级、教堂、庙宇、祠堂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所余出的一部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失业的贫民，男女老幼均可分得土地，分得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于是，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自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标志着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深入的阶段。
湘鄂边等地的土地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使广大农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出现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兄弟争相当游击队员、当红军的热潮。二是解除了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红色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三是湘鄂边等地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成为湘鄂川黔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最好的借鉴，直接推动了湘鄂川黔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有力推动了湘鄂川黔革命斗争的发展。
（四）湘鄂西创建的红三军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武装条件
“八七会议”后，贺龙于1928年2月回到湖南桑植，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7月，队伍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1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整编为红四军。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成立红二军团。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前委在长阳枝柘坪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孙德清认参谋长。4月1日，红三军1万余人离开枝柘坪，进军巴东，渡长江进入巴归兴根据地，将红49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后辗转进入洪湖根据地。1932年12月，红三军回到湘鄂边根据地。1933年底，在敌人的“围剿”下，红三军离开湘鄂西，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这支在湘鄂边、洪湖、巴归兴等地建立和发展壮大的红三军，虽然最后被迫离开和放弃了湘鄂西根据地，但却成为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转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于是，红三军在党的领导下，进入创建湘鄂川黔的革命征程。后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奔赴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是巴东革命斗争最辉煌的时期。自1928年3月巴东武装暴动拉开武装革命斗争的序幕，巴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开辟了巴归兴根据地和湘鄂边巴东县南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根据地之一，对后来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东儿女先后有一万多人参加革命，五千多人献出宝贵生命，使巴东成为一片红色的沃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值得永远铭记。
 
 

编辑：朱国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