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阮邦和，1929年秋，在黄沙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河战役、抗美援朝等战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阮邦和《从腊子口到吴起镇》的回忆，是以亲身的经历告诉后人：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最后取得胜利的“长征精神”值得永远传承和发扬。

一九三五年六月，过了川西北的黑水、芦花，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随三军团副参谋长伍修权同志，一同到十团去，他任参谋长，我仍当参谋，到了十团我们继续行军，随部队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一天拂晓出发，沿着一条东流的河水走在狭窄曲折的北岸上，河的南岸是绵亘纵横的崇山峻岭，密林丛生，遮天蔽日，我们一路纵队，像条弯弯曲曲的长龙，一直走到日落黄昏，也没有见到一个村庄和半个人影，看来今晚又要露营了。

大家刚想休息，上级来了指示：继续行进五十里，于是，我们人不卸甲马不停蹄，拔腿又走了，大家都知道，为了飞渡险关腊子口，为了北上抗日，追加些里程不算什么，从路线图上看前边是有村庄的，而且据说还是比较富足的藏民区，有牛羊和粮食……

大家很高兴，一边走一边扯些乱谈，歌声也轻轻地飘荡起来，驱散了困和累，有人听见鸡打鸣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声音啊，村庄一定离这里不远了，我加紧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走，果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茫茫的荞麦田，笼罩村头的树木，以及轮廓模糊的房合，可是架在河上的桥梁为何折断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鸡鸣一声比一声高了，狗叫一声比一声近了，已经临近了村庄了，整整走了一天一宿，这才算有了人烟，大家都在欢喜，说笑声更大了，谁都忘记了肃静忽略了警惕，突然哒哒哒……

一阵枪声大作，还夹杂着隆隆的大炮声，我们出乎意料地被埋伏在南岸的藏民袭击了。他们一边打着一边还喊叫着，不知说些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对我们还不了解，把红军和白匪一样看待，为了避免冲突，我们没有开枪，快步向前奔跑着，长龙队形打乱了，不知成了多少路，我在帮助参谋许德超同志赶驮骡，正在拿棍子打着驮骡的屁股，冷不丁觉得肚子一热，不好，我知道自己中弹挂彩了，我对许参谋说：“不好，我负伤了!”许参谋拽着驮骡回头对我说：“坚持一下吧，到前边再说，快走!”我咬牙跑出两里路，实在挪不动腿了，就倒在了路口，许参谋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急忙在我伤口处敷了药布，可是没有绷带，没办法，我只好解下自己的绑腿缠在肚子上，为了赶上队伍，许参谋把驮骡留给我了，我骑上它，走了十多里才到了宿营地——一块大的山坡。

这时已是午夜两点多钟了，团部在荒郊抓了几条野牛杀吃了，大家叫我吃，可我伤口剧痛，怎能吃下去呢，在疼痛和饥饿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部队又出发了，我的伤口在恶化着，不能随队一同前进，团首长研究了我的问题，杨勇政委说，阮参谋的伤很重，用担架抬着走吧，伍参谋长说：“还是让他骑我的骡子走吧。”首长们同意了，伍参谋长就把骡子牵到我的跟前，关切地对我说：“阮参谋，这个地方没有人家，找不到老百姓，不能丢下你，骑我的骡子走吧!”我哪能骑呢，再三地推辞着，可是伍参谋长已把缰绳和鞭子塞到我的手里了，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一声不响地骑上他的骡子。这样走了两天，没被队伍拉下，可是伍参谋长自己却掉在团部的后边了，每天都被拉下三十余里，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脚气严重感染，走路时两脚迈不动步，我心里难过极了，从骡子上下来，惭愧地对他说：“参谋长，我骑了你的骡子，你就掉队了，你的工作那么重要，又生着脚气，还是你骑骡子吧!”“没什么，”他却这样对我说，“你的伤比我重，你只管骑好了。”我还是过意不去，就向杨政委汇报了这里的情况，杨政委对伍参谋长说：“还是用担架抬阮参谋吧。”他同意了，我这才交出了骡子，上了担架。一个担架班不到十个人轮流着抬我。没过两天，他们是病的病，倒的倒，掉队了四五个，我想这也不是办法呀!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管我了，再抬两天，连你们都掉光了，我还是自己走吧!”我下了担架，只留下一个勤务员扶着我，和一个夫子挑行李，叫其他同志都回去了。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这时我的伤口虽然很痛苦，可是心情却好多了，我不能看着同志们为我而牺牲。路上的尸体太多了，都是遇难的战友，是被藏民杀死的零散伤病员，我们除了表示哀悼之外，是无可奈何的，只有痛心而已，经过风吹日晒，尸体腐烂了，浓烈的恶气充塞空中，闻之刺鼻欲呕，这对我们的精神威胁很大，我们也在担心遭遇同样的命运，得想办法才成啊，我指着尸体对他们说：“看见没有?单独行走太危险了，我们要把路上零散掉队的病号都收拢在一起，人多了，就有力量了。”

他们听了我的话不断地宣传着，不久就集合起三四十个人来，其中还有背枪的，结队同行走的速度也快了，顺着路标往前走，终于在一天下午我们赶到了宿营地，三草滩的不小的镇子，病号散了伙，各找各的部队去了，我在卫生队的人，他们告诉我：十团就驻在前边的村子里，我们就到了另一个回汉杂居的大村子，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团部，安置在一家回民家里，老乡很亲热，乐乐呵呵地把我们让进东屋。他们老俩口领着两个姑娘，挤在西屋里，对我们问寒问暖。这时我们不愁吃的了，不愁听不懂话了，没有被杀害的危险了，当查完我的伤口说，明天开刀，真太好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别再成为别人的累赘。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就把我领到卫生队去了。卫生队离这四百米，在一个大房合里，一切条件都是简陋的，我倒在门板上，打了麻药针，手术就开始了。没觉得怎么疼，剪子咔吱咔吱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不久子弹就被取出来了，医生对我说：真险啊，还差一点点，肚子就给穿透了，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从门板上起来，觉得浑身清爽多了，带些药品就直接走回了自己住的屋子。这天下午，本该是我最愉快的时刻，手术也做完了，子弹也取出来了，可是听参谋们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老阮，部队明天又要出发了。”我刚开了刀，怎么办?我的确着了慌，心里盘算着，部队不会把我丢下吧?我不敢多想了，就说：“尽量撵呗。”政治处的同志说：“那怎么行呢?掉队是危险的呀，若叫敌人抓去了怎么办?我们已经和老张讲好了，他们愿意。”老张是我住的这家房东，我已猜着了他们的意思，是要把我留下来，我的心里乱极了，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说：“我不同意留下来，我不能半途而废，我要跟队伍一起走，留下，就当老百姓了。”他们可能把我的思想向首长汇报了，所以晚上杨政委就亲自找我谈话，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耐心对我说：“阮邦和同志，冷静些吧，你想想你的肚子刚开刀，现在身体很虚弱，是走不动路的，而且目前又没有牲口骑，前卫部队每天都要打仗，你怎么跟得上吃得消呢，若是掉了队，你也知道，那是很危险的，马回子的骑兵在这一带还挺疯狂呢，你考虑一下，还是留下吧，等伤养好了再找队伍去。”首长这么诚恳劝我，我不能再固执了。我沉思了一下，提出一个要求，把勤务员和夫子留给我，一起当老百姓。

首长回去后，不一会儿管理员来了，他在西屋和老乡说了半天话，给这家留下不少的大洋，然后又过东屋来，给我们三个人也留下了二十多块大洋，我坐在炕上胡思乱想起来，参加革命几年来的经历就像一本连环画似的，一页一页地从我的脑袋里翻过去，我舍不得首长和同志们，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队伍，我的主意打定了，心里就像个明灯一样的亮堂。第二天，部队就老早摸黑出发了，临行时，杨政委、伍参谋长和同志们还来看过我，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大家的脸和目光，都流露着温暖的情感，我用乐观的情绪送别了他们。

天亮时，卫生队也走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呼呼地沉睡着，一直睡到快开早饭的时候，才醒过来，勤务员和夫子一边打着行李一边偷哭着，老乡看见了奇怪地问：“同志，你们打行李做什么?”“不做什么，习惯了!”吃过早饭太阳高了，大约有九点钟吧，我对勤务员和夫子使个眼神，那意思是差不多了，咱们也走吧，夫子背起我的行李，勤务员架起我的胳臂，我们就迈出了门坎，老乡更奇怪了，拦住我们问道：“同志，你们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撵队伍。”“那怎么成，”老乡异常认真地说，“你的伤还没有长好，在路上是不方便的，还是在我这里吧，我这里有吃有用，姑娘们还可以给你缝缝洗洗，再说你们上级已经把你们留在我这里了。”可无论老乡再说什么，也打动不了我们的心，我们是坚决要走的了。

这一天，我们越过了哈达铺，一共走了一百三十里，在半路口，遇见了部队，他们惊奇地问我：“阮参谋，你不是留下当老百姓了吗?怎么又赶来了?”我说你们看见首长的时候，先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走了，我们尾随着。两天后的下午三点多钟，在一个村头路上，又遇见了部队两个同志，他们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阮参谋你们可来了，你们看……”他们把一头毛驴子牵到我跟前，说：“这是杨勇政委和伍参谋长特意叫我们送你的，团首长知道你们赶到了，很高兴地说：‘好嘛，能够跟来当然更好了!’正好昨天部队打了一个大土豪，搞了一匹马、一头骡子三头毛驴，杨政委和伍参谋长叫我亲自把它交给你，叫你骑着它赶队伍。”

我的心里又是感激又是高兴，首长的关怀，阶级弟兄的手足之情，使我胸怀温暖，信心倍增，我骑上了这头毛驴子，第三天就赶上了队伍，从此由甘肃一直骑到陕北的吴起镇，结束了伟大的万里长征。

(邱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