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侦，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他不仅有特别的听力,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炮的型号和数量,而且有超凡的记忆力,耳听目见复述不漏。自长征开始，他因从事破译密电的通讯工作，就没上过一次战场，却被朱老总说他能顶得上一个主力团。

贺俊侦，1929年10月参加红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三年战斗的洗礼，贺俊侦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炮的型号和数量。1932年冬，组织上选派他到国家保卫局工作，在保卫局工作期间，贺俊侦接触到了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收缴的最原始的“三灯机”(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每当夜深人静，战友们带着强烈厮杀后的疲劳酣然入睡时，只有贺俊侦总是对着这部不言的“三灯机”入迷。一天，军委二局三科(侦听科)科长胡立教来保卫局交流工作并寻找侦听员，保卫局首长介绍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干部脑子很活，记忆力惊人，不正是你们需要的人才吗?于是胡立教召见了贺俊侦，在一连串的对答中，贺俊侦能复述不漏。胡立教惊喜地说“找到了，找到了!”

1933年初，贺俊侦被选送到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结业后回到军委二局。当时的设备很落后，但贺俊侦在这方面确实有天赋，他能轻易掌握敌军电台的活动规律，一个电波打过来，他就能大致猜

出内容。即使破译出的内容只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也能根据这个字判断出国民党军下一步的动作。

干无线电破译工作，看上去很酷，但实际上很枯燥，成天猜数字。贺俊侦参加红军时，本意是想上战场杀敌，没想到成天和这些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就多次给领导打报告，希望离开二局，去前线杀敌。但经过领导谈话，贺俊侦才知道无线电破译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场杀敌。从此，贺俊侦成为二局三科的精英。

第五次反“围剿”时，极左的瞎指挥让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已包围苏区，二局更加重视三科的工作，朱德和周恩来经常去机房，盯着贺俊侦他们破译敌台，一有结果，立刻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

1934年10月，贺俊侦和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贺俊侦和战友们准确破译了敌方电报，为红军选择最佳转移路线创造了条件。当时毛泽东和军委领导都要等二局的情报才能决定部队前进的方向。贺俊侦所在的二局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是知己知彼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极其重要的工具。

1935年1月底，撤出遵义的红军和国民党军激战，损失较大。四川军阀刘湘似乎发现红军后劲不足，下令全歼红军于山谷里。当时二局正要做饭，周恩来等不及了，说：“你们全都破电，我给你们做饭!”

贺俊侦和战友们破译了川军的无线电密码，得知四面只有一个豁口敌军较少，红军立刻从这个豁口突围出去，向西渡过赤水，才摆脱了刘湘的纠缠。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但毛主席倚仗的，正是贺俊侦等人的无线电侦破成果。

红军长征选择陕北落脚，人们只知道刘志丹在陕北的消息，其实在此之前，贺俊侦就从敌电上获知陕西有一支陈先瑞领导的红军队伍，立刻上报，中央在这个时候就考虑去陕西了。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由衷的评价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

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1936年12月12日，负责侦电的贺俊侦破译了一份来自西安的绝密电报，内容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要逼蒋抗日。贺俊侦立刻上报。中央开会，及早制定出了应对策略，等西安事变公开后，中央已制定好了联蒋抗日的战略。

抗日八年，贺俊侦没上过一次战场，一直在二局与无线电打交道，但他的作用，朱老总说不亚于前线一个八路军主力团。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蒋介石，他们的小九九在贺俊侦的耳朵里，早就没有任何秘密了。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曾密令胡宗南袭击延安，胡宗南都准备好了，但还没动手，就被延安方面公之于众，让蒋介石和胡宗南非常狼狈。这其实就是贺俊侦侦察到了胡宗南的密电。

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越打越没脾气，准备放弃徐州，把主力拉回江南。但蒋介石发给杜聿明的密电，又被贺俊侦破解，中央根据贺俊侦的报告，及时做出调整，最终全歼杜聿明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