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到特委书记的十多年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深得劳苦大众拥护，他为保卫红军医院安全，被伤病员称之为“保护神”。然而，就在他度过艰苦的游击战斗生活迎来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曙光时，却被国民党地方民团用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宝贵生命。他，就是名扬咸(宁)鄂(城)阳(新)通(山)的著名烈士刘行知。

(一)

刘行知，原名刘行之。1901年出生在阳新永福里港背塘(今属通山县黄沙铺镇梅田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少时仅读过两年私塾，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深为塾师喜爱。将他的名字改为行知，并向他讲了“行”与“知”的关系。年少的刘行之虽然弄不清其中深奥的理论，但他却牢记了“先行后知”这个朴素的真理。辍学后，他随父母参加农业劳动。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黄沙地区的农民协会象雨后笋一样迅地发展。共产党员阮旦明、明美轩等人在梅田地区发展农协会员组织农民协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租减息。刘行知积极投入这场斗争，被吸收为农协会员。不久，村里建立农民自卫队，刘行知担任村农民自卫队队长。4月的一天，他侦知村中土豪劣绅的行踪，连夜带人将外逃的几个土豪劣绅拘捕回家，发动群众清算土豪劣绅的剥削罪行，根据减租减息的有关规定，没收了土豪劣绅地主山霸剥削来的钱财粮食，进行合理分配，解决了村中贫苦农民的春荒，推动了春耕生产，深得劳苦大众拥护，受到了黄沙区党部的赞扬。

大革命失败后，刘行知成了敌人通辑的对象。他连夜辞别年迈的父母，背上药锄与猎枪进了大幕山。

1927年秋天，鄂南发生了震憾中华大地的农民秋收暴动，暴动农民攻打通山、咸宁、通城等县城。消息传开，刘行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决心结束这隐匿深山的生活，下山找党重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几个月来，他背着兽皮、草药，走遍了咸宁、鄂城、阳新、通山四县交界的村舍、山庄也没有与党的组织联系上，心中十分苦恼。

是年冬，刘行知通过采药、送药到黄沙夏李屋药铺，与中共黄沙党组织联络员全忠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于1928年春节前夕把当地优秀猎手组织起来，在一些重要的山道、路口边挖设陷井，安放绊钩，派上专人管理，诱使下乡逼债的土豪劣绅、山霸地主及其狗腿子误入，使他们多次入陷井遭刺刺、中绊钩被倒挂，土豪劣绅等人视入山收租逼债为畏途，梅田各地人民抗租抗债取得胜利。

1928年9月，中共大永区委、梅田党支部根据刘行知的申请与斗争中的表现，批准他参加中国共产党。

(二)

1929年至1931年期间，刘行知先后担任梅田村、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区乡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顺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后，注重乡村的工农业生产。他组织互耕队帮助烈军属与困难户适时播种，利用当地竹木资源办纸坊、烧木炭、搞编织，使当地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读书不多的刘行知重视乡村文化的发展，在乡村办起列宁小学数所，使百余名贫苦农民子女有了入学的机会。经过战斗考验过的刘行知懂得抓武装的重要，除了积极完成扩红任务外，还在乡村中建立农民自卫武装赤卫军与少先队。

1932年春，中共通山县委保送刘行知到设在长安区的鄂东南干部政治学校学习，半年后学习结束，刘行知回到梅田任区委书记。

梅田区即通山县第三区，西北接咸(宁)鄂(城)，东邻阳新，南面是黄沙区，是通山苏区最巩固的地带，称得上鄂东南苏区的中心腹地，为红军、游击队的战略后方。为了发展苏区经济，他与区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团结一心，在咸通边境建立商业转运站、物资交换所，在境内的大幕山东麓办起了红军医院、军械修理所。这年10月，敌军占领龙港，道委机关迁入到大幕山中，刘行知深知肩上的重担，他从各乡的赤卫军少先队中精选了近百名战士，组成梅田模范连，协助县红军游击队保卫苏区。

1932年底至1933年春，大(治)阳(新)鄂(城)苏区的“避白”群众数百人迁入梅田，刘行知等人以大局为重，优先安排住房、食粮与土地，组织他们自产自救，安定了人心。被“避白”群众称之为贴心人。

1933年4月，鄂东南红军主力三师赴江西作战，“围剿”通山苏区的敌三十三师不断地向梅田苏区进犯。刘行知动员数十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并组织区游击队配合红三师预备队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夺取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月红三师在王文驿失利，红军主力受挫。4月，鄂东南道委机关南迁冷水坪后，梅田区的平畈与河谷地区全部失陷。敌人在泉塘王、熊家桥、毛杨、水口、干港邓等地修筑调堡9座，由敌33师派兵与当地民团联合防守，对梅田苏区分割包围。处于这种危急形势之下，刘行知根据上级指示，将区委党政机关实行军事化，统编为梅田红军游击队进入大幕山，在河北工作团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

5月，刘行知赴冷水坪参加通山县第二次党代会，当选为县委委员，任梅田区委书记兼游击队队长。会后，他回到大幕山，以楂林坪、王陈雅为活动中心，驻守大幕山的东大门。8月的一个夜晚，他率领游击队为烧熊家桥碉堡，歼灭明维新所部民团10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0月，中共河北特委组成，刘行知任特委委员，为了保证大幕山红军医院伤病员的安全，他与陈新璧领导的游击队团结协作，率部到阳新、咸宁境内打击、牵制敌人兵力，减轻大幕山的压力。他们声东击西，火烧石栏桥、铜坑(今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等地的碉堡，缴枪10余枝。

1935年11月，刘行知探知敌33师师长冯兴贤将驻水口碉堡的两个班兵力调走，由当地民团驻防的情报后，及时报告特委，宋运昌率特委游击队员30余人前往助战，迅速地歼灭守敌，火烧了水口碉堡，并抓获叛徒陈细红、王中良等人，消除了祸害，打通了通山咸宁游击区的通道。

(三)

1936年春，刘行知所部游击队调入大幕山腹地黄金寺担任红军医院保卫工作。由于敌人封锁，游击区红军缺少医药，刘行知抽调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组成采药队，亲自带领攀援山崖，为医院采取消炎镇痛、止血化脓的中草药，帮助红军医院医护人员解决了难关，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刘行知到医院做保卫工作，不久认识了在红军医院当看护的王桂花(注)。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和了解，两人情意相投，后经宋运昌等人说合，他们在深山的茅棚里结为夫妻。10月，为保护红军医院和红军伤病员的安全，刘行知离开新婚的妻子，率部配合陈新璧游击队攻打大幕山下的毛杨碉堡。毛杨守敌毛步主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曾捕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数十人。刘行知、陈新璧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连夜将部队埋伏于碉堡附近，第二日凌晨2时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守敌，乘晨雾收起之前带着胜利品绕道回大幕山复命，不料行至白果树山坳遭到梅田民团追击，刘行知在陈新璧舍身掩护下率部脱离险境，回到了大幕山腹地。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进程。战斗在大幕山的河北特委游击队，由于红十六师在梅田战斗中失利而受到敌人的重点攻击。1937年5至6月份，宋运昌、叶发全等人相继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行知担起中共通山县委书记、河北特委书记的重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卫了大幕山中伤病员的安全，被伤病员称之为“保护神”。

芦沟桥战争爆发后，湘鄂赣红军负责人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刘行知分批将大幕山的红军游击队与伤病员送往平江，自己因妻子临产在即未能成行。

8月下旬，刘行知送走了最后一批伤病员后，偕妻子回到梅田故里。第三天黄昏，妻子腹痛临产，刘行知外出请接生婆，刚走到屋后，被民团头目埋伏在外的团丁发现而向他举起枪，36岁的刘行知倒在血泊之中。

注：《通山英烈传》载为张细花，而刘氏族谱为王桂花，故更正。据刘行知之孙刘华波回忆：祖父刘行知被杀后，袓母王桂花生下父亲后一并被民团卖往金牛，直到解放后搬回家。